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南财经学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日趋完备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日渐壮大的经济学学者队伍、日益丰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推动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南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汇集了多所知名学府和众多专家学者，成为近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财经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批正规化的财经类院校，其前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1948年8月创建的中原大学。在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家在中原大学原财经学院基础上，合并河南大学经济系，武昌中华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的财经学院，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及南昌大学经济系，广西大学经济系及会计银行系，中山大学社会系劳动组等系科，组建了中南财经学院。

上述院校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中山大学1924年开设经济系，在后来的办学历程中，岭南大学、勷勤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科并入，使其经济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之初即开设经济系和商学系，国立商学院、民国大学先后并入，荟萃了众多学者和学科资源。河南大学1927年开设经济系，南昌大学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广西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也都较早开办近代经济学教育。

通过院系调整，中南财经学院事实上集合了中南地区大部分经济学资源，学科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学校先后设立财政信贷、合作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会计、统计、国民经济计划、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经济地理等系室，构建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学高等教育体系。1953～1957年间，学校有教授87人、副教授22人①，远远超过全国高校平均水平②。他们中间大部分毕业于海内外名校的经济学或相关专业，接近一半拥有海外学习经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为学校财经类学科整体进入全国领先优势学科行列奠定了基础。因此，透析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南地区经济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概貌和整体特征，从区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中南财经学院所汇集的民国时期教授群体的论著，被当时的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下文分别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介绍相关研究成果。

(一)论著在民国时期的反响

钱穆、马寅初、顾颉刚、萧一山、唐庆增、商章孙、秦佩珩等民国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知名学者一致给予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高度评价，认为该著作是国内经济史学界难得的佳作。《图书评论》③杂志1932年第1卷第2期和第3期对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进行评介，指出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特征。李权时在《经济学季刊》(1935年第6卷第1期)和《复旦学报》(1937年第4期)发表书评，评价胡善恒的三本著作(《赋税论》《公债论》《财务行政论》)为“吾国近年财政文献上之可喜现象也”[1]。陈正谟关于民国时期农工和地租问题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薛暮桥在《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7期)对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进行了述评；《图书展望》(1936年第1卷第12期)、《农报》(1936年第3卷第28期)、《经济统计月志》(1936年第3卷第9期)等期刊评价陈正谟关于各省地租形态与租率、农工雇佣制度及供需状况的调研为土地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赵兰坪、陈岱孙对曾仲谋的《广东经济发展史》申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进行审查时，评价该著作资料丰富、态度严谨、理论体系完密，在广东地方经济研究论著中极具参考价值④。《乡村建设》杂志1933年第2卷第22～23期推荐了刘光华的《农业政策》一书，评价其“是研究农业政策者不可不读的一部书”。邱瑾在《华年》1937年第6卷第2期“读书副刊”评价侯厚培、侯厚吉合编的《农业金融论》虽译自日本学者小平权一的著作，却克服了原著冗长重复的弊端，且能结合中国实际，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张人价的《湖南之谷米》(生活社，1940年版)、《湖南之矿业》(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1942年版)，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41年版)在民国时期都曾被译为日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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