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本质上是模糊的

我们一生中会面对各种重大变化，比如加薪、结婚、健康和乔迁等等，为什么这些因素对提高我们个人幸福感的作用都不大呢？

当你追求幸福时，幸福很可能躲闪不见；当你追求其他事物的时候，幸福反而会不期而至。

幸福文化

似乎每个人都在努力搭上“幸福号”列车。“幸福”成了畅销书标题，经常占据报纸版面，并且激发了科学研究，出现了微笑俱乐部和快乐研讨会。快速发展的积极心理学显示，快乐的人会发展得更好，他们更积极、多产，挣钱更多，能交到更多朋友，享有更好的婚姻关系和更好的健康状况，甚至比坏脾气的同龄人活得更持久。

我们都想得到幸福，都在为之奋斗，以至于有人说：“生命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一般来说，幸福指一种感觉：一种愉悦、快乐或者满足感。就像其他感觉一样，快乐不会一直持续，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抓取，它依然会随时溜走。新的研究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隐蔽的心理陷阱：越是努力追求幸福，就越会被焦虑和抑郁所困扰。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芬·哈里森出版了一本名为《幸福是陷阱》的书，他认为生命无法避免痛苦，你不能逃脱。“作为人类我们都面临这个事实，迟早会变得衰弱，会生老病死，会因为拒绝、分离、死亡而失去重要的人际关系，会遭遇危险、死亡和失败。这意味着，我们会以各种方式体验到痛苦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我们要过完整的人生，就要体验人类所有的情感。”

美国的社会文化沉浸在对幸福的寻找之中。与其说快乐是一种追求，倒不如说它俨然是种“头衔”，正因如此，不快乐便被认为是失败和无能的象征。

鹿特丹有一个世界快乐数据库，收集了所有让人快乐的信息，以及让人快乐的原因。数据显示，已婚、生性外向的乐观主义者比单身、内向的悲观主义者更快乐；护士比银行家们更会享受生活；有宗教信仰、有满意的性生活，或者刚毕业就能在附近找到工作，也会让人感到快乐。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的快乐更多一些，但差距并非非常悬殊。很多人说自己是快乐的，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被期望快乐的缘故。

在英国，快乐是件遭人疑忌的美国的舶来品，有人说“我们不做快乐的事”。对于“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是工作时间最长，上下班来回路程最远”的美国人来说，他们追求快乐时不遗余力，往往对自己的失败视而不见。

俄罗斯有个现代格言：“一个人要是常笑，那他不是傻瓜就是美国人。”1990年，麦当劳进入俄罗斯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训练当地雇员，让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文化，同样有着比美国人更低的幸福期待，而一些拉美国家的文化则正好相反。

西方文化对幸福的信奉相对较为现代。18世纪前，西方标准鼓励一种略带悲伤的生活观，并带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严肃的新教徒说，上帝鼓励这样的人，没有欢乐，没有作乐，只有举止忧郁，朴素苦行。但这并非意味着人们实际生活得并不幸福，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和个人性情以复杂的方式产生了相互影响。

西方幸福观的逐步上升是建立在现存文化之中的，却也不乏其他助推因素。在许多场景中，幸福已经成为一种商业优势，产品和幸福联系起来可以促进销售。事到如今，我们仍要微笑着生活。

幸福经济学

40多年前，不丹的第四任年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刚刚登基，就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不丹不应追求国民生产总值，而要把“国民幸福总值”作为追求的目标。从那以后，这个国家就不懈地试验全局性的替代发展方针，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突出文化、心理健康、同情和群体等因素。

他的这一做法影响到发达国家，掀起了全面研究幸福的热潮，出现了不少研究幸福经济学的学者，各种机构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高昂的热情来研究幸福这个课题，他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以民众当前享有的史无前例的自由、机会和财富，为何人们总是没有预期的那样快乐？

英国“首席幸福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后来做了一个区分：人均年收入低于1.5万美元的国家，收入与幸福正相关；而人均收入高于这一数字，收入与幸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比较穷的时候，收入增加对好生活有一个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当这个国家普遍富足的时候，收入增加对于生活的促进作用就下降了，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反而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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