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秘贫穷的本质

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

2 019 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 01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 b h ij it B a n e r j e e)、埃斯特·迪弗洛(E s t h e r Duf 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 ael Kremer)3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为缓解全球贫困所作的突出贡献。

2019年获奖的3位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方向叫做“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取词于“发展中国家”，它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亚非拉各主权国家纷纷独立之际，是专门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学科。

直白地说，这个学科重视研究穷人和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力图给贫困问题找到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2 0 1 9 年不仅获奖的学科很“年轻”，经济学奖得主的年龄也都在当打之年，Banerjee和Kremer都是60后，而Banerjee的夫人Duflo是70后。

一对夫妇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在经济学奖的项目里尚属首次，而在整个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也只有4次。

而且，埃斯特·迪弗洛也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的第二位女性获奖者。她与阿比吉特·巴纳吉合著有《贫穷的本质》一书，两位作者走遍五大洲，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深度剖析了“贫穷陷阱”的怪圈，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6岁看书就开始思考：能为这个拥挤的城市做些什么？

埃斯特6岁时曾读过一本关于特蕾莎修女的书，书中提到了一个叫加尔各答的城市。这个城市非常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0.93平方米。当时，埃斯特把这个城市想象成一个大棋盘，由许多个3英尺×3英尺的小格子组成，每个小格子只能挤进去一个“小兵”。她当时就思考着，自己究竟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呢？

24岁时，埃斯特终于来到了加尔各答市，当时她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乘出租车前往市区的路上，埃斯特向窗外望去，眼前的一切令她有些失望。每个角落都空无人烟，只有一棵棵树木、一块块空草坪和孤单的人行道。那本书中刻画得触目惊心的困境在哪里，那些拥挤的人群都跑到哪里去了？

阿比吉特6岁时就知道加尔各答市的穷人住在哪儿，他们就住在他家后面那栋摇摇欲坠的小房子里。那些穷人的孩子似乎总有玩的时间，他们擅长玩各种游戏。如果阿比吉特和他们玩弹球，最后弹球总会跑到他们的破裤兜里。对此，阿比吉特心里很是不服气。

扶贫要想取得进展要花时间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

自打贫穷一出现，我们就产生了某种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来贬低穷人的冲动。穷人频繁地出现在社会理论及文学作品中，他们被描述得有时懒惰，有时上进；有时高尚，有时鬼祟；有时愤怒，有时顺从；有时无助，有时自强。

毫无疑问，有些政策取向与这种针对穷人的看法相一致，如“给穷人创建自由市场”、“呼吁人权至上”、“先解决冲突”、“给最贫穷的人多些资助”、“外国援助阻碍发展”等。

然而，这些想法却无法帮助那些处于贫穷状态下的普通男女实现希望、消除疑虑、弥补不足、满足愿望、坚定信仰、解决困惑。

穷人的出场通常只是作为某种励志剧或悲剧的主人公，或令人钦佩，或惹人怜悯，而不是某种知识的传播者，人们不会向他们咨询想法或计划。

贫穷经济学常常与穷人经济学相互混淆，因为穷人几乎一无所有，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一般也无人关注。遗憾的是，这种误解严重影响了消灭全球贫穷之战——简单的问题会产生简单的解决方法。

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泡沫，事实证明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要想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摒弃将穷人贬低为固定形象的习惯，花点儿时间真正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包括这种生活中的复杂与多彩。1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

我们是学者，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们构建理论，研究数据。然而，我们研究的性质却有着不同的意义。我们用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的时间与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分子、政府官员、医疗保健工作者及小额信贷者接触，进行基础性研究。

我们来到街头巷尾，村前屋后，与住在那里的穷人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搜寻数据信息。我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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