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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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

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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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 | 梁捷

来源 | 《别怕，这就是经济学》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过去我读过一篇文章，“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诗人自杀也许还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但是在大众的印象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以长寿而著称的。

比如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得曼，也是94岁；阿罗，96岁；哈耶克，93岁；科斯不得了，活到103岁。经济学简直称得上是长寿学科了。

但是，近期听到的新闻却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哈佛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法希（Emmanuel Farhi）教授自杀去世，年仅41岁。

Emmanuel Farhi

他并不是个例。去年，经济学界就陆续传出新闻，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杀，然后是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杀。今年前两个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桑德霍尔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杀。而现在，又是宏观经济学家法希自杀。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还听说哈佛的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心脏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一大半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或者已经得到多次诺奖提名了。经济学界可谓损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问，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1.

自杀，不是一个可以扁平化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其实各不相同。

比如魏兹曼是环境经济学家，他很关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导致灾难的影响。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

桑德霍尔姆主要研究博弈论里的一个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论。法希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学科相差很远，所以这些学者的自杀与专业领域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学者想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发论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优秀论文。一般的学者如果无法发表足够多的优质论文，在美国的大学都要面临终身教职的压力。而这些学者，早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世俗标准，个个都称得上是功成名就。

如果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要自杀呢？经济学家以前曾研究过自杀问题。

哈默梅什（Daniel S. Hamermesh）与索丝（Neal M. Soss）两位学者1974年在顶级学报《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一种自杀的经济理论”，对自杀行为构建了一种微观经济模型。

这篇文章后来受到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的高度赞扬并广泛引用。人们开始惊呼，原来经济学连自杀也可以研究，怪不得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这篇文章今天似乎不太有人再提起。它构建了一个变形的效用函数，然后把自杀行为与经济收入等因素联系起来。

作者最后得到结论，随着预期收入的不断增加，自杀率将会显著下降。这个预测很符合经济学直觉，但并不符合现实数据。富人也自杀，穷人也自杀，自杀的动机与经济收入似乎有关，但比这要更复杂。

后来追随这种思路的研究不多，马里兰大学的马科特（Dave Marcotte）算是其中一个。他找到一类人，就是尝试自杀而不成，最终活下来的人。

他发现，尝试过自杀的人活下来以后，就比那些同等想过自杀而未尝试自杀的收入要高出20%。同时，这些免于一死的人，活下来之后的收入也比自杀前提高了36%。如果自杀可以作为一种经历的话，它有助于人们重新反思生活，并且有效地提高收入。

到今天，似乎很少再有经济学家继续研究这个方向了。

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自杀性爆炸的恐怖主义者，与考试没考好而自杀的中学生，他们的自杀动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能用同样一个效用函数的模型加以解释。

无论是用理性选择模型来推测自杀者的动机，还是把自杀作为一种经历，都把自杀这件事给扁平化了。

2.

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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