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劳动没有报酬

经济学家不把无偿工作计入国民账户的做法，不仅低估了女性的贡献，而且对于做这些工作的人来说，这些惊人的不平等也被掩盖了。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全年无休，没有薪水，但还是有不少人愿意为之奉献青春，你一定会感到惊讶。而这份工作就是全职太太，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家庭主妇”。

正如一部叫作《绝望的主妇》的美剧，她们没有职场的压力和烦恼，看似幸福安逸，实则早已深陷生活的泥淖。在这个优胜劣汰的社会洪流中，没有任何赚钱能力的职业主妇们，渐渐变成了社会中的透明群体，久而久之，她们就真的从世界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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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测算出有1 亿女性消失了。由于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应该比男性多才对。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男女比例大约是100 ∶ 105。但是森发现，在一些国家里，男性的数量超过了女性。在中国和孟加拉，男女比例为100 ∶ 94；在巴基斯坦，男女比例为100 ∶ 90。将这些缺口的数量加起来，森发现全世界总共减少了1 亿名女性。这些女性去了哪里？森说，她们是极端经济剥夺的受害者：吃不饱饭，缺少药品，寿命也就跟着缩短。这一发现显示出经济对男性和女性并非平等待之，经济是存在偏见的。

黛安娜·施特拉斯曼是女权主义经济学的先驱，她指出，大部分男性经济学家都怀着对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担忧。

传统经济学有一个经常爱讲的故事，施特拉斯曼称之为“仁慈的大家长”——好心的男性领导人。社会不是由单独的人构成，而是一个个家庭，通常是由一些大人和孩子组成。不过，经济学将家庭视为一个单位。想象中的“家里做主的人”都是男人，负责挣钱，而妻子和孩子则没有收入，需要依靠他生活。家庭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地方，不会因为食物或者金钱争吵。男人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他们的所需，于是经济学家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挣钱的男性身上，而不用太去操心那些靠男人养活的人。不管怎么说，有这么一个公正聪明的男人的带领，女性和孩子可以一直指望他。就是这样，妻子和孩子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

施特拉斯曼认为这个故事是扭曲的。阿玛蒂亚·森说的消失的女性揭示了资源并未公平分配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公正的，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钱的问题和妻子吵架。这通常导致女孩子在家庭配给的排序中处于劣势。在某些社会里，男孩子在食品和药品的享用方面都比女孩子优先，一些生病的女孩子甚至只能等死，而不是像男孩子那样被送往医院就诊。此外，有些家庭里做主的人是女性，这样的家庭往往面临最大的困难。因为忽视了女性，经济学错过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方式这个重要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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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故事讲述了女性的“休闲”。如果女性待在家中，而不是出门就业，那么看起来她们并没有在工作。如果她们不为挣钱而工作，那么她们就必须要采取唯一被经济学认可的行动，即休闲：比如出门吃顿午餐，做做指甲。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在她的文章《谁为孩子付钱》中挑战了这种说法。

福尔布雷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公认的经济学忽视了这一成本是因为女性照料孩子并没有收入。当一位男性为保姆的打扫、烹饪和照料孩子的工作支付薪水时，这位女性的劳动就被算作国家国民收入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这位男性娶了这位女性，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她继续打扫、做饭，但是作为妻子却不再得到收入，她的劳动也就不再被算入国民收入之中。在传统的观点中，这位女性就变成了“非生产性家庭主妇”。

想想所有那些因为没有支付报酬而被忽视的劳动吧：购物、做饭、打扫、照料孩子。在贫困国家里，女性收集柴火、挑水、犁地、磨玉米、整修房屋。美国的统计显示，相当于全世界经济生产总量70%的劳动没有获得报酬。而这一部分劳动中，女性又占了将近70%。如果没有报酬的工作占据经济体这么大的一部分，那么经济学家在衡量经济的时候捕捉到这一点岂不是很重要？新西兰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玛丽莲·韦林在她的著作《如果女人算数》当中提到了这一点。这本书确实影响了经济学家计算国民收入的方式，但他们依然将许多重要的未被支付的工作排除在计算之外。

她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家务这些无报酬劳动。煮饭、洗衣、打扫卫生、教育幼儿，照顾老人……这些无报酬劳动大多由女性完成。但政府和经济学界长期忽略了这部分工作。无报酬劳动不被计入GDP，不被统计，不被重视，也从来不会被政策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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