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呼唤市场伦理归位

主持／本刊记者张新华 近年来，随着金融海啸波及全球，曾在国际金融界扮演最大赢家的华尔街，此番却成了最大的输家。而大洋此岸的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在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因素，早已埋下伏笔？ 作为中国第四代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赵晓，这位曾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深刻洞察到，“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缺失才是危机之症结。“亚当·斯密的两大经典中，《国富论》只是构建了一套基于利己主义的经济科学体系，但《道德情操论》则充分肯定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市场伦理的归位殊为迫切。 在他看来，几千年的中国不乏盛世，缺的是持续发展、和平变革；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2010年8月20日，京郊昌平一处庄园风格的院落，赵晓教授和朱敏总编在此分享着信仰与智慧。整个对话事先并未预设议题，却从上午十点持续到了中午一点多，不啻一次虔诚而悠远的思想文化之旅。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 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而市场伦理恰恰是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 朱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燥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而最近发生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更令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家的道德与信仰，到底缺失到了什么程度？ 赵晓：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同步提高。近30年间崛起最快的是企业家群体，论财富，已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幸福。中国人实在太重视功成名就了，自古说“成者王，败者寇”，很强调成功，认为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凡事物极必反，一旦急功近利，就会心烦意躁，不顾切，就会丢掉他身上那些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 社会功利的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企业家的“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朱敏：中国身价最高的职业经理人唐骏曾信誓旦旦地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当唐骏“学位门”事件曝光后，人们无奈地发现，能被复制的恐怕并不是成功，而是造假！这并不像是句玩笑话，就算是，也属于黑色幽默。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不仅可以“成功”，他的“成功”还能被复制，多么可怕！ 赵晓：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陷入了“木桶原理”陷阱。众所周知，最后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块短板就是诚信。市场经济能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场的f尊弈可以降低撒谎人的行为，法律的严厉惩罚也有利于交易行为的规范，但如果只靠这些，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会很高，甚至高到难于运行的地步。凡是缺乏自我约束，完全靠外部高压来运作的市场经济， 定是最贵的市场经济。而市场伦理恰恰是 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能够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成本。 朱敏：除了前段时间闹得厉害的唐骏“学位门”，最近的“李一事件”和“曹操墓风波”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在国美，陈晓和黄光裕的股权之争更是热闹…… 赵晓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我们看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是很不光彩的，他黄光裕不管有什么罪，你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该保证诚信，不能玩内部人控制，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减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比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美国，总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最近惠普公司的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这个人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l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刘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 朱敏：这要放在国内，可能多半要被当做不理智的案例了。同样是对待不诚信的人或不诚信的事，相比之下，中国人似乎从表面看上去更“宽容”，但实际上可能是一种麻木。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地“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 赵晓：的确。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 有个人在美国学开车，第次没有过，第二次实际上后来证实已经通过，但是由于心虚塞给主考官一些钱，没过多久，他单位收到美国法院刘他的传票，控告他有向美国公务人员行贿的嫌疑。但我一个朋友在国内考驾照，情况就截然不同：前面是电子考试都没司题，最后路考，考两次没过，最后塞200元如愿通过。你说应该如何深层次地看待这个问题？ 朱敏：看来，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我们探讨的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赵晓 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道”或者说上帝的 种理解和遵从。凭着这个信仰，人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人相信这个世界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就不敢做坏事。而不是说通过一种理性去证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不做坏事，它是人本身凭着一种信仰才不去做。如果自己的企业没有商业道德，自己做了那些坏事，比如朝奶粉里面掺“毒药”，那么这个企业肯定做不长。因为相信这个，所以有些事情人就不会去做了。这个就是从 个人的信仰引出的道德，所以信仰的确是道德的源泉。 朱敏：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这二者究竟有没有内在关联呢？如果有，是不是都跟我们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有关？以您对欧美的考察来看，东西方之间，信仰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赵晓：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顾西方的历史经验。美国是新教徒跑到美洲大陆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不认同欧洲的宗教理念，于是跑到美洲大陆去。构成美国法律基础的是“五月花号协议”，主旨就是万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处理，公民来组织社会，没有强加在公民头上的权力，但人们心中有信仰的约束，美国的国歌就是“愿上帝保佑美国”。 美国的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于是，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而美国人找好制度，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朱敏：欧洲的情况我也略有所知。他们经过了数百年的革命进程，包括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权力垄断的天主教时代，极大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后来，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欧洲逐渐变得自由和民主。 赵晓：实际上，欧洲近现代文明也是因宗教改革而逐渐兴起。而中国，至今在最深层次理念上的启蒙还未真正完成。“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因为经济发展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社会，或被基督教国家改造过的国家，比如日本，它是被美国进行全面手术，实行三大改革后才开始腾飞的。而事实上，美国是基于基督教信仰而建构的种政体，她的制度特征足以证明，制度就是一种文化，只不过使之“硬化”了而已。 文化融合：经济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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