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进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朱绍文

抗战胜利不久，王绍鏊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为酝酿组织民主团体，他加强了和三部分人的交往和联系，据王绍鏊《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动》一文：“开始活动时，我有三个小组织。一是邻居十九号的张纪元及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等知名人士。二是潘子欣、曹鸿翥、曹亮、钱瘦铁、谢仁冰、冯少山等人士。三是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包括谢仁冰、潘子欣在内。每星期在蔡禹门处开座谈会。”（范尧峰：《王绍鏊在上海爱国民主运动中》，见《民进会史资料选辑》，第一辑，74页，北京，2000年12月第一版） 这段文字在后来的会史研究中多次引用，在这三组人员中有一组“朱绍文、蔡禹门等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引起笔者的注意。笔者曾藏有经济学家朱绍文先生的签名本书籍《朱绍文集》，对朱绍文的履历有所考证。朱绍文1915年生，1945年不过30岁而已，是王却老记忆有误，还是另有其人呢？ 经济学家朱绍文 从已知名叫朱绍文的名人，一位是相声祖师爷朱绍文，卒于1904年，显然不是。另一位经济学家朱绍文， 粘錾?94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精通日、德、英三门外语。写就博士论文《李斯特国民生产力理论研究》，但适逢战乱，未能全文发表，也未能举行答辩。1944年，朱先生因在留日中国学生中宣传抗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坐牢，受尽严刑拷打，右耳失聪；在日本十余年所积藏书，也被洗劫一空。能够捡回一条命，还多亏了东京大学在日本的地位，即便是在当时，日本军界也不敢将东京大学的学生随意处死。经由东京大学抗议，朱先生才被释放出狱。至1945年初，美国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混乱，东京大学疏散，朱先生携妻乘货轮至朝鲜，辗转回国。回国后，朱绍文先生曾任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经济学教授。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将朱绍文先生请到北京，从此朱绍文先生便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同时兼任辅仁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11年11月，朱绍文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朱绍文信札之一。 朱绍文的履历时间节点是1945年初回国，工作活动地点上海，专业为经济学。与民进成立的时间和一部分以王绍鏊为首工商经济界人士等情况高度吻合，虽然没有确切查到经济学家朱绍文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史实，但由于朱绍文只担任了一届理事，是不是后来和傅雷先生一样退出组织也未可知。 民建会员朱绍文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荣誉学部委员页面，也有朱绍文的简历与百度大致相同，其中有：“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研究与教学工作之外，朱绍文还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曾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及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常委，民建中央第四、五届常委。”没有提加入民进，更没有说当选一届理事会理事，是笔误，是错误还是双重党籍？ 一个偶尔的机会，笔者看到一份朱绍文先生亲笔手写的履历表，其中出生年月填写的是1916年1月，出生地：江苏镇江，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其他内容和百度百科所列基本一致。由此确认经济学家朱绍文为民建会员无疑。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的王绍鏊，其实是一位多重政治身份的人，他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人寿同志的回忆文章《缅怀王绍鏊同志》一文中说：“抗战胜利不久张奉命撤离上海，我有幸担任王绍鏊同志与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一年左右。”同时他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主委，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徐伯昕、葛志成、梅达君：《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不息的忠诚战士》，见《王绍鏊纪念集》，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林芷茵：《王绍鏊传略》，见《王绍鏊纪念集》，3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同是王绍鏊领导下的民建、民进组织，在民主党派创建期间出现多重党籍的民进会员也并不罕见，“其中民进成员陈已生、林汉达、徐伯昕、冯少山等由于王却老的介绍，先后又都参加了民建会”（范尧峰：《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王绍鏊》，见《王绍鏊纪念集》，9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虽然没有点名朱绍文，但有“等”这个省略语，以此推断民建会员朱绍文曾经加入过民进也基本合理。 沪上名医朱绍文 在民进中央网站会史钩沉栏目有一篇陈正卿撰写的《特科尖兵王绍鏊》一文中也有关于民进成立之前的聚谈的表述，其中有“再一层便是朱绍文、蔡禹门等沪上名医”，这里提到了朱绍文、蔡禹门两位前文说的60多岁的老先生的职业为沪上名医。 西泠印社2016年春季拍卖会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二）有一幅王季迁的作品《秋山溪阁图》，款识中有“乙酉（1945年）菊月，重加润色，似禹门大医师雅正，莫厘王季迁识”，这里的受赠人禹门大医师正是沪上名医蔡禹门。拍卖图录上有备注：蔡禹门［民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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